第一，如何产生？GONGO通常来源于某个政府部门或者因为党政工作的需要而设立，他们既可能是行业协会也可能是基金会也可能是某个社会公益团体，其领导人要么是党政部门派任、或者安置在其中的原来的官员、或者是颇有背景的原来的党政老干部发起，其行为方式与政府部门非常相像，这类组织甚至在内部还用官场的级别互相比拟。部分这类组织依然有固定或者不固定的政府预算资助，还有的则可以拥有法律或者规章赋予的一定的行政性管理职能。

      第二，结果怎样？GONGO的存在就不可能再有竞争性的NGO在，因此GONGO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民间自主的NGO的存在。同时由于GONGO本身很难完全充分表现出自主的NGO的功能，因此就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：一些民间自主成立的NGO或者准NGO 就挂靠或者投靠在该领域的GONGO的门下，成为二级组织或者无法人地位的组织。实际的情况是这类NGO就成了承受双重剥削的对象——因为该领域的GONGO的存在，这一活动领域的NGO往往很难得到理论上可以获得的政策背景项目，而同时他们必须为他们的存在向GONGO交租子，因为非正式的NGO既没有合法可开设的帐号，也没有可以独立使用的发票，有些GONGO发展到了靠压榨NGO为生的地步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GONGO，我们除了少了收租的对象其实我们不少什么，但是多了这样的GONGO，我们就又多了一类腐败。

       第三，合理吗？如果说这次救灾重建有很多可以吸取的好的经验与不好的教训，其中有一条就是给我们这个社会急需的专业的、基于热情的NGO以更大的合法存在空间吧！别让他们还在阴暗的角落地艰苦挣扎，或者在那样的情况下还要手GONGO的盘剥。我们的公民与公民社会不需要一个那样层级的GONGO环节存在，因为他们除了增加难受与社会的成本真的啥也不增加，没有他们除了减少一些公众对于治理当局的反感其他啥也不会减少。